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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最早创刊于1999年1月,2008年底杂志进行了全面的改版,由为Science/Nature撰写科学新闻报道的精英团队打造,力图用社会化的视角报道科学,用人文化的情怀服务职业科学家群体,用专业化的手法剖析重大科学事件以及科学界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和价值,是国内第一本针对科学界核心人群的专业新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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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流感防控策略渐变  

2009-06-30 13:22: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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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流感防控策略渐变 - 科学新闻 - 《科学新闻》杂志官方博客

实习记者 袁玥

 

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正式宣布将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从5级升为最高级别6级,并指出“进一步的传播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现在处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开端”。


仅仅8天之后,6月17日,中国卫生部组织专家制定了《社区甲型H1N1流感暴发流行控制工作方案(试行)》,意味着中国的防控策略将应势而变,从“国门”围堵逐步转向重点人群监控。


防控过度之辩


此前,中国的流感防控策略可以用重兵布防口岸、快速应急反应来概括。


尽管央视新闻联播中的相当时间都留给了对各地防控措施的报道,但是在公众中并没有引起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公共场所戴口罩者寥寥,也没有听到因为“甲流”而取消活动的报道。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正在快速增多,并且已经经历了输入性病例、二代病例,并出现了传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做了这么多、这么严密的口岸防控,为什么还会出现传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其实出现本土病例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流感真正发病的只是冰山一角,大量隐性病例造成了人际传播链无法追踪,就会出现传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而本土病例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主要靠围堵‘国门’的策略应该调整了,要开始做应对社区暴发的准备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说。


这样的社区暴发曾经出现在5月末的日本。当时短短一周时间(5月16日~5月22日),日本甲型H1N1流感患者从12人骤增至294人,增长了近30倍。4400所大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因此关闭。而疫情也从学校开始向社会传播。


由于“国门”防堵失败,日本逐步停止了对输入型流感实施的检疫措施。而美国由于考虑到病毒毒力温和,并且国内已经暴发,错过了最佳防控时间,因此从早期便没有进行过口岸监控。


既然本土病例无法避免,是否中国该向美国学习,节约社会防控成本?中国是否“防控过度”?


“说中国防控过度的人是什么都不懂的人!”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香港新发传染性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告诉《科学新闻》,“现在科学家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很有限,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


他指出,美国前不久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口11%对新的病毒具有抵抗力,而根据他的试验结果,中国人有抵抗力的尚不足1%。“是不是人种间存在差异,是不是某个地区的基础免疫力低,现在都没有科学答案”。因此不能因为它在其他国家表现温和,就认为在中国也一定温和。“难道能随便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冒险吗?”


“相比于日本,中国没有出现必须停课关闭学校的流感社区大暴发,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为对国民开展健康教育,为下一阶段的应对,疫苗的研制和药品的储备争取了尽可能多的时间,掌握了首战的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黄建始也表示。


他还认为,目前公众没有出现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正是因为他们从各种渠道都能感受到政府严格的防控措施。“我认为我们用一部分公共卫生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全国的稳定,中国的公共卫生人员对中国GDP保八(8%增长)作出了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贡献”。


先后曾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做过十多年地方政府卫生局的流行病学部门负责人,已经回国六年的黄建始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流感防控的问题上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做法。“比如说,美国人一般不喜欢扎堆,中国许多人比较喜欢;美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私家车,中国大城市人主要是地铁、公交;美国人大多住房比国人宽敞;美国人整体教育程度较高,健康素养较高。”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脆弱人群基数大。脆弱人群在这里是指得了甲型H1N1流感容易产生并发症甚至死亡的人群。儿童、孕妇、老人、慢病病人、手术后化疗及器官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加起来至少有四五亿。这些人一旦感染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要比健康人高得多。”黄建始说,“所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公共卫生无小事。国家对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视。”


防控重心应势而变


随着社区暴发和大量本土病例出现的临近,卫生部提出了新的《社区甲型H1N1流感暴发流行控制工作方案(试行)》,中国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策略将从“国门”围堵,逐个确诊、治疗,逐步转变为常态的重点人群监控,追踪病毒变异情况,以及重症患者的救治。


“提出这种转变并不是要放弃‘国门’的防控。”黄建始说,“中国的国际交流这么广泛,公共卫生的‘短板’又很多,不可能不管‘国门’。”


管轶也表示,在目前输入性病例还远远超过本土病例的时候,口岸设防仍然是最重要的,用以推迟社区暴发的时间,而一旦本土病例超过了输入性病例,口岸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在即将到来的下一阶段防控中,一方面要保护高危人群,而更迫切的是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黄建始说,“政府公共卫生专业部门应该为老百姓准备详细的社区预防和自我健康管理指南,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并且根据不同地区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要具体考察每个地区的卫生条件、脆弱人群比例等等。”


“我参与了北京市的防控工作,我知道市领导很早就计划后期的工作,考虑了各种可能情况并制定出应对措施,”黄建始说,“比如学校出现暴发应该如何处理的预案等。这些都是传统公共卫生方法,想到越早、越细,应对越从容。”


WHO公信力受损


再一次提升大流感警告级别,WHO经过了长时间的复杂讨论,然而很多人对此却并不领情,因为这个病毒目前看来太温和了,从4月底到现在,警告级别一级一级升高,人们对它却一次比一次不以为然。面对病毒的温和态势,WHO的严肃警告简直像是个笑话。


2009年5月,英国卫生大臣约翰森曾发言称:“(提高警戒水平)应该保持灵活性。”他对即便症状较轻,仍然仅凭感染地域扩大就提升警戒水平的现行体系提出质疑。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一次媒体采访时解释道:“现有的流感大流行预警级别和应急响应举措,都是此前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来设定的。因此对这次甲型H1N1流感略有一些不适用。”
管轶曾经参加WHO流感大流行预警级别的制订讨论,他告诉《科学新闻》,在制定警告级别的时候,WHO参照了历史上各次流感大流行,包括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感和1968年香港流感。


管轶认为,流感的严重程度是没法量化的。传染病没有确切的衡量标准,而其传播范围则是客观的,因此用传播范围来判定级别更为公平可靠。


此外,他警告说,对于WHO的警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各取所需的解释”,因为每一个警告级别都有相应的SOP(标准操作程序),而如果照章办事就会严重损害某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比如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对于提升警告级别,最大的反对者就是日本,因为日本靠贸易立国,如果要它关闭边境就死定了”。


同时,管轶指出WHO的公信力在这次流感的事件上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他说:“人们总认为WHO是全世界卫生当局的权威机构,结果却发现在关键时候它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比如WHO这次在报告前面说流感暴发,提到6级,后面又暗示很多国家可以不遵守已制定的SOP。我们要读懂这种外交语言。”


疫苗策略未定


前不久,在科技部的倡导下,中国22家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成立了流感疫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它们将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致力于流感疫苗的研究和生产,防范可能发生的第二波疫情。


6月4日,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从WHO拿到了疫苗生产用毒株。很快,北京科兴和国内其他9家疫苗生产企业也都拿到了毒株,开始了疫苗的实验研发。


“按照H5N1的疫苗的病毒培养情况预计,北京科兴的设计产能是年产2000万~3000万支,但由于还不能确定这个甲型H1N1毒株的产率有多大,因此实际产能目前还不清楚。”北京科兴一位发言人说。


而中国疾控中心科技处处长董小平表示,如果按季节性流感来看,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在年产1.5亿支左右,而如果不按照季节性流感来算就很难说了。


前不久,美国报告其季节性流感提前到来,已经和这次甲型H1N1流感混在一起共同流行。中国预计秋冬季节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管轶解释,季节性流感使用的是三价苗,包含H1,H3和乙型三种毒株。有人提出把这次甲型H1N1的毒株加在其中,做成4价疫苗,但由于对新的病毒需要多少量还不清楚,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决定把两种疫苗分开打。


“而以后是否会做4价疫苗还要看这个病毒在人群中的趋势走向才能够决定。”管轶说。


他解释道,1918年西班牙流感使H1N1成为全世界的流行株,1957年暴发H2N2后,H1N1就从人群里消失了,而1968年出现的H3N2又取代了H2N2成为新的流行株;1977年,H1N1重新出现,但它并没有取代H3N2,而是与它共同流行。
所以,如果新病毒未来没有取代流行的H1N1和H3N2毒株,而是与其一起流行,将有可能考虑研制4价疫苗。


卫生部部长陈竺下了死命令,第一批新疫苗将在十一前生产出来。而届时这个疫苗到底打不打、怎么打,黄建始表示政府还没有最终决定:“因为这里面科学、非科学因素太多,包括安全性、可靠性、可及性、可接受性等等。”


抗病毒药独木难撑


自从甲型H1N1流感开始流行,各国政府就纷纷启动了储备药物的采购。很多国家的储备药都以瑞士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为主。


但是,在2009年5月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曾光发表文章指出:“面对可能发生的流感大流行,我国对治疗和预防流感的药物的需求量极大,绝不能只宣传达菲类这一种药物。”[1]


曾光介绍,中国自己生产的抗流感药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目前市场上数量占99%的抗流感病毒药,即国产的烷胺类药物(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另一类是广泛使用的资源丰富的中草药,被一些医生认为对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也有一定效果。


而曾光在其文章中则认为,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两种药物过去在抗季节性流感和禽流感中都被证明有效,其价格不到达菲的1/10,即使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家的药敏实验称其有一定耐药性,也不代表对其疗效的评价。“实际上几乎所有种类的抗生素都被证实有一定的耐药性,但医生没有放弃任何一种,而是更专业地使用,例如烷胺类药物抗病毒的机理与达菲不同,协同使用可能会使疗效倍增。”曾光说。


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曾光还补充道,如果将来甲型H1N1流感与季节性流感共同流行,那么已被证明对一般季节性流感病毒有效的金刚烷胺就能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则表示,中药的治疗效果现在还没有确切结论,而抗病毒药物并不能包办对流感的防范。


他说,流感是自限性疾病,如果没有并发症,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康复的。“到目前为止,所有抗病毒药物的效果都是有限的,达菲也只是抑制病毒生长,然后通过自身抵抗力提高,才能将病毒清除”。

 

参考文献:
[1]《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9, 30: 53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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