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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杂志官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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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最早创刊于1999年1月,2008年底杂志进行了全面的改版,由为Science/Nature撰写科学新闻报道的精英团队打造,力图用社会化的视角报道科学,用人文化的情怀服务职业科学家群体,用专业化的手法剖析重大科学事件以及科学界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和价值,是国内第一本针对科学界核心人群的专业新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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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智库萌生新思维  

2009-04-28 17:41:42|  分类: 政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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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智库萌生新思维 - 科学新闻 - 《科学新闻》杂志官方博客

■记者 贺涛

“今后中科院学部的咨询报告,只要不是涉密的,都要向公众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4月15日举行的一场高规格会议上透露。
在这场旨在研究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相关重大问题的高层研讨会上,还酝酿着更多有关中科院学部咨询工作的重大举措。
研讨会的举办者——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与中国工程院一起并称为国家的科学技术思想库。
对外开放
自1955年成立以来,中科院学部通过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围绕国家发展中的战略问题和科学技术中的重大问题积极提出重要咨询意见,为最高决策者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但是,由于对公众公布这一环节重视不够,以往咨询报告的内容并未向公众开放。只有当咨询报告被政府机构采纳后,公众才有可能从新闻中获知一言半语。
“咨询结果的公开,有利于推动公众参与,有利于提升咨询的公信力。”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简称咨委会)主任朱道本院士认为,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1972年,美国通过《联邦咨询委员会法》(FACA)。根据规定,涉及专家咨询过程的所有文件、会议,除在立法上获得豁免情形外,都应无条件向公众公开。其目的在于保证各种形式的专家咨询机构建议的客观性以及公众在专家咨询过程中的知情权。
如今,咨询报告的开放性问题已经提到中科院学部的议事日程上。中科院学部提供的材料显示,国家科学思想库最根本的是要抓住两个基本导向,一个是服务政府决策,一个是影响社会公众行为。对于后者,中科院学部将根据咨询报告内容,适时公开出版和发布这些成果,也要通过召开研讨会、报告会等有效形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宣讲,努力提高咨询研究的质量水平、扩大咨询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除了保密的项目外,都应该向公众公布,这有时候还会进一步影响决策人。”路甬祥说。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马志明院士提议,应该建立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的数据库,以方便查询。这样,科学思想库才能够真正把“思想”保存下来。
坚守独立
朱道本,这位2008年6月履新的咨委会当家人,在此次高层研讨会上作了关于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的报告。
“独立性是科技咨询的基本基因。”朱道本强调,作为科学思想库的咨询,应该是以院士群体为主,汇聚全国优秀科学家,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没有部门利益的影响和局限,对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咨询建议,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有效方式。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对这一观点十分认同,“咨询做得好,首先是维持独立性。”他坦言,有些咨询报告是受政府部门委托进行的,有预设观点的现象,咨询成了为部门观点寻找支持的过程。
一些咨询报告在立项——调研——形成报告的过程中,“棱角越来越少”,有些咨询报告更是只唱赞歌,中国工程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高中琪认为,“这不是科学家应该做的事”,国家科学思想库离客观和公正还有差距。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安芷生院士也谈到,在咨询过程中,往往“一到某些禁区就都不说话了,不敢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从科学角度对教育、机构设置、资源分配等方面提建议”。他呼吁科技咨询一定要“解放思想”。
对于咨询报告可能陷入的误区,中科院副秘书长曹效业的看法是,国家科学思想库一定要避免以“参谋部”的方式建立,不能“以决策者的意志为意志,以决策者的目标为目标。”并且,应该不惮对决策者作出客观评论乃至批评。这样才能经受历史和人民的考验。
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的观点则更加简单干脆:“咨询必须说真话,敢于负责任。”
为了保证咨询报告的质量,朱道本提出,应该对咨询报告进行严格的评审,建立科学评审制度,确定评审的基本规则,应该逐步建立学部专家盲审和第三方评审相结合的模式。
“对院士咨询报告作评审,找谁来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鸿烈院士表达了不同看法。中科院学部的咨询报告一般是确定题目后,由该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中科院院士组成,并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同时吸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科学家共同参与。他认为,对院士咨询报告作评审,在操作上会难以找到合适的评审专家。
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则认为尽管增加对咨询报告的评审过程会增加成本和时间,“但可以试试,要有宽容度”。
待破之题
师昌绪是中科院首届咨委会主任,他曾上书建议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方联合开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咨询工作,“这样才有意见交锋,不能各搞各的。否则各家都从自家角度出发来办事情”。
这一提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但这并不影响师昌绪经常往发改委跑的热情。他说,“我就是敢说话,很多人不愿意听。”
对此,张来武表示,科技咨询与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咨询本身是一个博弈过程。就像造就现代企业要有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咨询意见也需要好的机制来落实。
其实,尽管咨询系统的机制尚待完善,但院士们的咨询建议依然改写着中国的科技史。从上世纪50年代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到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工程院的设立到“863”计划的实施,这些重大规划、计划的出台乃至机构设立的幕后,无不与中科院院士们的建言献策密切相关。
2000年以来,中科院学部共提出120份咨询报告,其中包含10份报告以上的领域有能源,生物、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医药卫生和人口健康,区域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等。
在行动层面,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科院学部近来专门成立了特别咨询组,提出有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咨询建议,其中包括短期内4万亿元的大规模投资对社会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等。

 

部分有影响的咨询报告

1981年, 89位学部委员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建议国家专门拨出一批经费,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资助面向全国的基础性研究工作。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其管理部门正式成立。
1986年3月3日,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等联名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加速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制定并组织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
1992年9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6位院士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
2004年,关于全面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建议,国家领导人批示,相关内容在政策法规中给予了部分体现。
2008年,中国现行医疗体制改革的建议,相关内容在新医改方案中给予了部分体现。汶川地震等突发自然灾害的紧急咨询,迅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并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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